中国项目管理的发展历程

       约翰·宾先生的《项目管理》明确告诉大家项目管理的三大目标：工期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等三大控制，以及三大控制工具：网络法CPM、工作分解结构WBS和文件分发表。这三大控制目标和三大控制工具支撑了早期即1985年前后中国项目管理的普及和发展。1988年约翰·宾先生访问天津大学，时任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主任的徐大图教授在天南街一个饭馆宴请他，我在场作陪。1987年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组织编写《施工企业管理手册》，我负责撰写《项目管理》一章。

图为徐大图教授

丁士昭先生的《工程项目管理》则介绍了德国的施工项目管理，毕竟是大学的教授，这本书比宾先生的书厚了一倍，多介绍了项目管理组织和项目控制方法。1986年丁先生据此向上海市和城乡建设部建议实行“建设监理制”，先后被上海市和城乡建设部采纳，1987年中国正式实施建设监理制，与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合同制、招投标制并称中国建设领域的“四制”。后来随着项目法施工的兴起，中国已经形成了业主的项目管理即监理制，承包商的项目管理为项目法施工。

1988年春节前，徐大图带领我在建设部三号楼招待所住了一周，起草监理工程师考试方案被监理司傅仁璋司长认可。年后建设部发文由天津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建工学院同时开展监理工程师培训，三个月一期，取得结业证即可上岗。两年后正式开考，我任其考试教材之二《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副主编，撰写《施工合同管理》一章。

图为2017年5月26日“南丁北尹”（丁士昭与尹贻林）聚首苏州，为造价咨询企业发展指点迷津。

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发明码电报给直属高校，要求土木工程系学习鲁布革水电站建设项目日本承包商大成公司的项目管理经验。他把日本大成公司在鲁布革项目成功的经验归结为：项目管理、工程合同管理（含招标和索赔）和工程经济学（含造价）的成功，要求各高校在土木工程系或管理学专业开设上述课程。

1987年初在郑州的一次会议上国家计委施工司下达任务给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要求总结鲁布革经验，拨科研经费20万元。当时天津大学张乃如等教师五上云南鲁布革工地，采集了大量素材。为与业主方项目管理区分，定名为“项目法施工”，主要内容是：前后方分离/前方成立施工项目部，后方设立基地；内部设立两个独立核算市场/施工机械租赁市场和劳务市场；严密的合同与索赔制度；项目部为扁平组织结构；公司为矩阵或地区总部组织结构。

进入1990年代前后项目法施工在中国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原石油部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当时吐哈油田等新建油田均采用项目法施工获得成功。我当时任天津大学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办公室主任，组织黄东兵教授编辑了《项目法施工》一书。

图为布鲁格水电站

朱镕基同志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力促中美贸易协定于1999年圣诞节前签署，扫清了加入WTO的最大障碍。又经一年半与欧盟谈妥通信与保险业的条约，于2001年率中国加入了WTO。但是议定书虽然同意中国暂缓加入GPA（政府采购协议），但要中国区分政府投资工程与私人投资工程，并采取不同管理体制。为落实此项承诺，当时建设部成立以建筑业司张鲁风司长为组长的“政府投资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我是其中一员。经过两年美国、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调研；又在国内对重庆、成都、西安、合肥等地的建设口调研，形成了基本思路。我当时归纳发达国家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理念是：为了保证公平，宁愿牺牲效率”，又高度评价重庆的“投建管用分离的作法。根据PMC（项目管理承包）和PMA（项目管理咨询）的经验提出政府投资项目应实行“代建制”，得到国务院的肯定。从2003年起推广，在北京奥运会工程中大显身手；在深圳演变成工务局；在四川省则形成我心目中理想的“代建制”，即代业主实施项目管理。当年我主编的代建制著作就有三种。

图为尹塾智库主席尹贻林先生编写的代建制著作

1984年代，建设项目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决定引入世界银行（WB）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lDO）的以等值计算和折现为基础的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于守法副所长牵头，天津大学等一批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当时，中国已经引进了工程经济学等理论并且在高校开设课程。同济大学黄渝祥教授编著了《费用效益分析》影响很大，但是国家重点是对有经营性的工业项目进行财务评价，黄先生主导的政府投资项目评价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

1990年代，国家发布《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中国建设项目科学决策的基础至此奠定了基础。这里还有一段轶事：1989年6月3日我奉大图之命，率黄浩，张建华乘火车经南京、铜陵往黄山组织《方法与参数》审稿会，在南京听到六·四戒严的消息。会议开不成了，我们在黄山住了四天，交通中断，与世隔绝，游客绝迹，但我们无心欣赏黄山美景，辜负了黄山。 

图为《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